1925年1月1日，新年的第一天，鲁迅在北京家中写下了一个充满亮色的标题：《希望》。但在这样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的题目下，鲁迅为我们描述的却是一种悲凉的心境。这简直是《野草》里色调最灰暗的一篇。文章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的心分外地寂寞”。而这寂寞的内涵，是因为内心里“没有爱憎，没有哀乐，也没有颜色和声音。”在这新年到来的一刻，鲁迅想到自己“大概老了”，不但“头发已经花白”，“手颤抖着”，而且怀疑自己“灵魂的手也颤抖着，头发也一定苍白了”。然而鲁迅最感到寂寞的原因，还在于他突然觉得，“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，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”。鲁迅在《〈野草〉英文译本序》中说到：“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，作《希望》。”正因为有感于青年的消沉，所以才使他感到一种绝对的“虚妄”。鲁迅的心境，在这新一年到来之际，竟至于如此绝望，如此空虚。
在紧接着的2月10日，因为要应答《京报副刊》的征求，鲁迅作《青年必读书》一文，这是一种填表式的写作，却不想因此卷入一场论争中。1925年1月，《京报副刊》刊出启事，征求“青年爱读书”和“青年必读书”各十部书目。鲁迅应编辑请求，对“青年必读书”作了应答。在“青年必读书”一栏内，鲁迅没有按要求写下一部书目，而是以“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”回答。麻烦出在鲁迅的读书观上。他在“附注”栏内写道：
我看中国书时，总觉得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；读外国书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时，往往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。
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；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
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
少看中国书，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“行”，不是“言”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鲁迅的这篇应答在2月21日的《京报副刊》发表后，立刻引起一片哗然。柯柏森的《偏见的经验》、熊以谦的《奇哉！所谓鲁迅先生的话》、赵雪阳的《青年必读书》中引用某学者的话，都是对鲁迅的应答内容的疑问甚至反驳。这些人或者把鲁迅的回答视为“偏见”，或者将其视为“武断”，而暗里的含义，还有指责鲁迅有“卖国”倾向，误导青年“不学无术”等等。鲁迅在《聊答“……”》、《报〈奇哉所谓……〉》及《这是这么一个意思》等文章中做了毫无保留的回应。鲁迅从开始就没有打算以导师的资格来指点青年，以他当时对中国青年的认识，所谓“必读书”之类的指点，并没有什么意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鲁迅虽然主张不读中国书，多读外国书，但他连外国书的书目也没有开出一条。
在经过这样一场论争之后，鲁迅感受到的并不是战斗的兴奋和胜利的喜悦，而是一种莫名的无聊，顽固派的守旧和诬蔑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是青年中有对鲁迅误解和不以为然者。鲁迅的文章发表后，还有署名“瞎嘴”者给鲁迅去信，攻击道：“我诚恳希望：一、鲁迅先生是感觉‘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“行”，不是“言”？所以敢请你出来作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（连家眷）去，然后我们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。二、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，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。”其言辞之刻薄与恶毒可见一斑。可以说，《青年必读书》以及因此产生的风波，让鲁迅应证了自己在新年第一天里预感到的气氛。
我们常说鲁迅是思想家、革命家和文学家，但对其中的内涵往往因太多大而无当的重复议论而缺少具体、真切的感受，而《青年必读书》事件引出的风波，正从一个侧面，让我们看到了鲁迅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形象，而这一形象，即使在“五四”高潮已过的1925年，仍然显得那样孤独和寂寞。
 |
